毕振山
日本自卫队近日进行大规模调整，包括新建部队和扩充规模等。这是日本在强化军力方面采取的又一动作。有分析人士认为，日本政府不断扩军备武，与日本经济困境和政治右倾化有关，其目的在于突破和平宪法和战后秩序限制，成为所谓“正常国家”。然而，日本的再军事化不仅可能反噬自身，也将威胁地区和平。
据日本媒体报道，日本自卫队3月23日进行的调整涉及海陆空多方面。海上自卫队将设立“水上舰队”，以统一指挥多支部队。航空自卫队将扩充太空专门部队的规模，准备从航空自卫队转变为“航空宇宙自卫队”。陆上自卫队将设立“情报作战队”等。此外，日本政府与执政党自民党23日就推进防卫装备工厂等设施的国有化展开协商。
日本自卫队此番调整是日本在扩充军备方面的又一动作。截至2026财年，日本的防卫费已经连续14年上涨。在巨额防卫费的支撑下，日本开始大肆购买进攻性武器，包括无人机、舰艇和导弹等。
不少日本媒体和有识之士认为，日本政府上述举动标志着日本正在突破战后奉行的“专守防卫”原则，日本自卫队的能力也将从防御转向进攻。那么，日本为何要走上扩军备武的道路？其背后又暗藏着什么祸心？
实际上，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长期以来不满战后国际秩序和日本和平宪法，要求废除宪法第九条和成为所谓“正常国家”。从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时期开始，日本就已经在不断增加军费。日本现任首相高市早苗被认为是安倍晋三的忠实追随者，得到日本右翼保守势力的支持。高市上台后，日本政府开始以所谓周边威胁为借口加速扩军，并酝酿松绑武器出口政策、修改宪法等。
今年2月的日本众议院选举中，高市早苗领导的自民党获得议席数超过总议席的三分之二，其执政地位得到加强。当时不少分析就指出，高市或依托选举结果，在右倾的道路上加速狂奔。
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姚泽宇认为，高市的一系列政策主张推动日本“新型军国主义”持续抬头，其意图包括多个方面。
其一，彻底摆脱战后秩序和日本和平宪法的约束，摆脱二战战败国的身份，推动日本由“专守防卫”向“能战国家”转型，这是高市最根本的目的。
其二，通过渲染周边威胁和涉台议题，提升其军事能力，为其在地区热点事务中的潜在军事介入提供政策与法理支撑。
其三，面对长期经济低迷带来的信心不足，以高市为代表的右翼势力一方面以“安全环境恶化”叙事来激化日本国民的危机意识，另一方面将强军扩武与国家强大相关联，引导舆论认同军力提升将推动国家地位回升。
其四，通过谋求放宽武器出口限制，拓展海外市场，促进国际联合研发与技术合作，从而提升防卫产业规模、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，并刺激宏观经济。
另有分析认为，日本经济长期处于增长乏力的状态，产业空心化、制造业竞争力下滑等趋势难以扭转。安倍和高市所推崇的以扩大财政支出刺激经济的做法未能见效。在此情况下，以高市为代表的右翼势力决定回到以发展军工刺激经济的老路上。不断增加的防卫费为军工企业带来大量订单，军工企业的繁荣则将带动一系列相关产业发展。
此外，日本政府还试图以加强日美同盟为借口，趁机发展其自身军力，并将美国的注意力绑定在亚太地区。
然而，高市早苗的军事冒险政策在现实中面临多重阻力。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，不断提高防卫费势必会使日本政府在经济和民生等领域的投入减少，大规模刺激政策可能会加剧日本民众承受的通胀压力，日本政府也将因此背负更沉重的债务负担。另外，与邻国关系恶化将会使日本面临不利的国际环境，从而对日本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。
姚泽宇认为，日本“新型军国主义”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多重破坏性威胁，对此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。日本政府谋求修改“无核三原则”，给地区和平发展带来巨大祸患；加速发展进攻性军力并加大对地区国家军援军售，将加剧地区国家安全困境，引发新一轮军备竞赛；不断强化与美国及其盟友的军事合作，图谋构建以日美为核心的亚太军事同盟网络，将导致地区阵营对抗加剧。
另外，需要认识到的是，日本“新型军国主义”与修正主义史观之间存在密切联系。日本政府强推强军路线，谋求修改和平宪法，背后蕴藏的深层次考量是为日本的历史罪行翻篇洗白。对此国际社会应持续发声，揭露相关历史事实，防止右翼极端观点影响年轻一代。与此同时，国际社会应加强对日本的监督约束，敦促日本恪守“和平国家”承诺，坚决抵制日本在地区扩散武器、挑动阵营对立的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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